李敬岩

　　改革开放以前，从农业来看，农民大面积开荒，农村大量种植农产品，种植种类少，又有季节的限制，农作物大多不使用农药，收成跟自然条件有着必然的关系，天气的影响很大，收成比较低，只能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几乎没有储存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农具、土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属于集体财产，当时的农业还是全程人工化，农民按时出工，由队长派活，年底分粮分红，纯属于大锅饭，沙地耕作一年概括为“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笸箩，煮一锅”。劳动的积极性受到限制，经济水平低下，温饱也成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农村改革突破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以前这些税费加起来平摊到每亩地要100多元，现在国家还给每亩地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至少60元钱。对种粮农民进行“四补贴”（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对主要粮食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增长。

　　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四十周年了，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我们这代亲身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来说，令人荡气回肠。回顾四十年历程，付出很多，成就巨大。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破冰，农村这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完全改变了他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农民一手推动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让人看到了农业巨大的潜能。总的趋势是，农业、农村、农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演进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1984年意外出现了粮食卖不掉的问题；1991年“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1个亿，农民已经开始告别种田，当时把这种现象叫作“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大规模的民工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时值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业方面的总体评价是已经进入总体平衡而结构不合理的时代，总体够吃了，但是结构有问题，农产品销售难现象也继续涌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成为工作重点；2000年年初，湖北省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时任总理朱镕基上了万言书，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对2003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统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2011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了；2015年三农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农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超过了农业经营收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跟城市人一样，是“工薪阶层”了；到了2016年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农村居民只剩下43%。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亿万农民从此在城镇化中迎来“新生”！

　　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掀开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新篇章，迎来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春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项又一项惠农政策，让广大农民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凝聚全社会力量，兴起推进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的新热潮，开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开创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走上了逐渐分化的道路。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住在农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样了。首先，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农民成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生力军；其次，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高科技与传统农业同在；第三，农村正在面临消亡、合并、转型的重大转折。

　　历史总在进步之中，无论是成绩还是不足，都是三农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表现出来的真实面目，是伴随发展而来的时代产物。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促消费，扩内需，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扶贫政策相继出台，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也会不断进步，让现有的问题逐步得到化解，让未来更加美好，对此，我们充满了期待，也有理由信心满怀。（作者：李敬岩，彰武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招商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