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关东军头面人物坂垣、土肥原等按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东北方案，大举侵入辽西。
1931年12月，日军集中兵力于辽宁，策动西进，企图侵占锦州。攻锦日军分为三路，正面自北宁铁路长驱攻锦；左翼由营口、田庄台西进；右翼由彰武取道义县南下。
12月22日，日军侵占法库后即谋取侵占彰武。当时，东北边防军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驻彰武，设防于叶茂台、十家子一线。26日，“日军飞机两架，飞县城投炸弹6颗，落在东门外”。27日，“日军飞机两架，到县城投炸弹两颗，1颗落北大营，1颗落城内”。30日，骑兵三旅旅长张树森接到上级命令，率部撤离彰武县城，开往义县。
张旅长临走时，和县公署重要人物打招呼，愿意随部队撤走的，可随同撤走。县公安局长王恕说：“谁愿意走，谁走！我是不走，我拖家带眷，躺着房子卧着地，走不起！”县长吴惠和早已于半月前辞职去北平。王恕这么一说，旁人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硬着脑皮挺着，走一步看一步。
日军连日扔炸弹，骑兵三旅西撤，市民人心惶惶，商铺关门停止营业，县城内一片悲凉凄惨景象。
12月31日，日军铁甲车从新立屯开来，王恕到车站迎接。日军用刺刀逼着让王恕头前带路。王恕带领日军走到北门里十字街时，大声喊：“别怕，该开板的开板，该卖啥就卖啥！”他把日军安排在县公署院内，日军头子说：“你的，大大好人，县长的当！”
从此，彰武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
1932年3月1日，在日奉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在中国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长达14年之久。这期间，东北人民成了亡国奴，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才得解放。
伪满期间，人们负担符沉重的赋税。伪满的赋税种类繁多，有田赋、田赋附加税、营业税、当税、牙纪税、烟酒牌照税、出产税、酒公卖费、卷烟统税、棉纱统税、麦粉统税、牲畜税、屠宰税、契税、印花税、房捐、车捐、公斗捐、肉捐、学田捐、妓捐、杂税、门户赞等等，其名目数不胜数，多如牛毛，使人民难以承担。日伪统治者对不能交税者施以强暴，致使民众被逼奋起抗捐。
1934年11月11日，五峰村村丁来到乱山子屯收缴捐税。该屯农民邰国新、邰锁柱叔侄二人带领全屯30余人，奋起反抗，拒交捐税，撕毁了税票并痛打了村丁，吓坏了日伪官吏。当时的报纸（伪满《大同报》）以“抗违赋捐，殴伤村丁”、“藐视县令，撕碎催课传票”大字标题，在5天内竟连续两次报道，以此恫吓人民群众。
除了捐税之外，伪满当局每年还要发售“国债”、“富国债券”，开展“国民储蓄”这些所谓的债券、储蓄名义上都说是自愿，实际上都是硬行摊派，那一项不按摊派数额完成也不行，收入有限的农民不得不借债或变卖口粮，而致饥寒交迫。再到后来，摊派“国防献金”，搞“金属献纳”，要各家把铜、铁器皿当金属“献纳”，最后连门鼻子、箱嵌子一类物件也都得起下来当金属交纳，以此来维持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战争”。
日伪当局为达到其无限制掠夺东北人力物力资源，驱使全体人民去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1938年1月，设立“满洲国劳工协会”。同年12月，伪满公布所谓的劳动统制法，对劳动力实行强制征用。是年，赏屯村共摊派劳工135名，分配的情况是：“雇农91名，占67%；佃农21名，占16%；自耕农兼佃农6名，占5%；自耕农17名，古12%。”大部分摊派在贫苦的雇农和佃农身上。劳工的劳动条件极坏，倍受种种摧残，连生命往往都得不到保障。赏屯村被强迫出工的135人中，生病的28人，逃跑的9人，出事故的3人，负伤的2人，伤亡1人。1943年，冯家村雇农徐永芳摊上劳工，去勃利县掏山洞修飞机场。他回来说“天天吃橡子面窝窝头，都拉不下屎，住在地窨子里又湿又潮，罪遭老了。彰武去的劳工三成死一成。"五峰村孔家甲摊上3名劳工，甲长吃了有钱人家贿赂，最后将雇农杨承荣抓去，在阜新煤矿被压死。老婆和儿子忧愁过度，先后死去，落了个家破人亡。
除此而外，伪满期间从1940年（伪康德七年）起颁布“国兵法”，之后，对检查不合格的青年，称为“国兵漏”，每年强迫从事4个月（连续3年）无报酬的劳役，即所谓的“勤劳奉仕”。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快掠夺粮食，满足其战争需要，将粮食购销由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推行“粮谷出荷”（即伪满时，日本侵略者强行向农民以极低价格征购粮谷）政策。由县长、副县长等人组成“出荷督励本部”，下设工作班，分赴各地进行“督励”，刮尽农民手中粮食。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剩下的还要用于种子、饲料和交租，真正能够做为口粮的为数不多，大多是糠菜半年粮，如遇有灾害，更加悲惨。出荷工作班下乡，到处搜索粮谷，翻箱倒柜，殴打农民，闹得人心惶惶。彰武有部分水田，生产水稻，水稻全部出荷，平民百姓休想得到一粒大米，吃大米饭是“经济犯”。因出荷粮没交齐的农民，被毒打和灌凉水的不计其数。
自1939年3月，公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对煤油、盐、棉花、酒、豆油、卷烟、毛皮、橡胶制品、火柴、面粉、煤等，都实行配给。配给量很少，从县到村层层克扣，到老百姓手里那已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难以维持生计。伪满后期，县城居民每月只配给成人小米6斤，高粮米3斤，儿童配给半数。
日伪统治者又设经济警察以取缔所谓各种活动，对城乡人民进行种种限制。白面、大米不准中国人吃也不准中国人存，一旦违禁便被视为“经济犯”。彰武街居民李明华患胃病，早晨吃点大米饭，准备去奉天（沈阳）治病，不巧，刚来到火车站，他胃病发作，吐了大米饭，被铁路警察抓起来，投进了监狱。
1941年7月28日，伪满发布“七·二五禁止令”，伪县公署通令所有大小商号，一律按照警察局经济系规定的商品价格出售商品，如有违抗者，便以“经济犯”论处。县内民族工商业者，受到了极为惨痛的迫害和打击。日伪警察特务以统制政策为借口，大肆敲诈勒索。哈尔套街糕点铺的姚玉堂去库伦旗买糖时，顺便给小商贩陈龙捎去四箱桔子，当陈龙卖桔子时，被姓刘的警尉补发现，硬说是买姚玉堂的。第二天就把姚玉堂抓起来打成经济犯，关押一个多月。县城内的德盛庆店铺在“七·二五”通令后，因库存有100包白糖（每包100市斤），被警察署打成经济犯，把老板关押了半个多月，为了解脱这场无辜灾难，各方托人，花掉了1000多元，最终还把100包白糖给没收了，才免予判刑。1933年12月，伪满公布“暂行保甲法”，十家“连坐”的保甲制，将人民群众严密控制起来。日、伪当局推行“连坐”制，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当时，有首歌谣：“抓劳工，要出荷；家家户户搞连坐。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
日伪当局怕人民起来反抗，还经常出动警察进行讨伐“土匪”活动。据资料统计，自1932年4月到1933年6月的1年多时间，伪彰武县警察署即出动警察20次744人次进行讨伐“土匪”。还进行“铳器回收”，怕人民群众手中藏有武器，反抗其统治。这种“铳器回收”一次接着一次。到后来，如警察认为谁家有鸟枪，即施以酷刑，把人背手绑在凳子上，警察拿凉水掺辣椒面灌鼻口，直灌的鼻口窜血，死去活来，最后连农民家的铁勺子也得把裤卸下来当“铳器”交上。
在日伪军的法西斯白色恐怖下，伪军警只要认为谁“有犯罪可能”，就可以随意地把人抓走，并投入狱中。双庙村一个叫王宪国的，1941年在黑山税捐局当雇员，就被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打成“国事犯”，送到新京矫正院去“矫正”；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才跑回来。
“九·一八”事变后，彰武农村经济和民族工商业陷入严重的危机与萧条之中。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扩大，经济统制日益加强，统制的范围与种类日益扩大，至伪满末日，日伪统治者所进行的统治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工商业在经营上受到严格控制与限制，逐渐被“统制”的机构所吞并或者关厂停业。
1941年，冯家毓德新、永泰昌两家糕点铺每月由县配给12袋“绿兵船牌面粉”（每袋40斤）、4袋“红兰车牌”面粉，到1944年根本不配给面粉，只好用黄米面、小米面来制做糕点。
日本侵略者为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以巩固其殖民统治，把大批日本开拓民移住到东北农村；设立“自警村”，1935年4月，在彰武县冯家火车站东南强占好地600亩，设立铁路自警村。从日本国内调来200青年学生配有步枪和轻机枪，每年抽走100人，再补充100人。他们经常喝醉酒到附近刘家烧锅、林家围子等屯寻衅闹事，调戏妇女，为非作歹，村民人心惶惶，常常彻夜不眠。刘家烧锅屯有个外号张大玄（好吹牛的意思）给自警村的头头前竹万之助种地，一次好奇地看了日本式的菜窖，竟被罚了五石高粮。
日本侵略者为让中国人民当他们驯服的奴隶，进行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从1935年起，在县城建立日语专门学校，在小学开日语课，配备日语教员，规定“由于日满两国的亲善关系，学习日语的必要自不待言“。“本县在本年九月，建立日语专门学校，讲授日语。此外，在五个县立小学配备日语教员以图普及日语”。“是时，每日晚间，以县公署为主体，农务会、商务会一般商人汇集一起，从5时起听两个小时日语课，当时每天有250多人参加。来源：《彰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