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辉

　　1978年，我们的国家正焕发青春，一步步走向兴旺，而我却在这一年遭遇了少年丧父的不幸，我的家势一下子从波峰跌到谷底。我勉强读完初中，便于1980年去工厂上班了。这时，我才15周岁。上班挣钱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是家中老大，身后还有弟弟妹妹。工资微薄的母亲也是无奈，指望我能帮她一把，度过艰难的日子。而我是愿意上学的，喜欢数理化学科，成绩也不错，还曾考过全班第一。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便悄悄去县总工会给我报了职工文化学习班，以此延续我的学习生活。而这个文化学习班就是彰武电大的前身。想不到这里成就了我的人生，让我尽享改革开放带给我个人的红利。

　　说起电大，得从1977年起头。那一年的10月，刚刚重新工作、主动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与他谈到了我国当时人才的短缺状况以及教育发展的困难等。希思则向邓小平介绍了英国利用广播电视等手段创办开放大学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对这一新兴教育手段和模式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我国也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落实这一设想，1978年2月，邓小平明确批示要建立面向全国的电视广播大学。经过整整一年的筹备，1979年2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各省广播电视大学同时正式开学（这些，是后来从事电大教育工作时了解到的）。电大正是紧跟着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而一路走来的。

　　但是，电大在彰武的起步要晚一些。1980年左右，我县兴起了职工补习文化的热潮。县总工会文化学习班，其实就是县职工学校的的一部分，课程大多是初中、高中的数学、英语等，吸引了一大批在“文革”中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我是其中唯一的少年。1981年，县职工学校积极申请，挂靠阜新电大工作站，终于拿到了县级电大教学班的办学资格，准备招收专科学历教育的学生。消息传来，那些师哥师姐们异常欣喜，对于我来说，更是意想不到的机会。紧接着，我们的学习就是围绕1982年的成人高考而准备了。那个时候考正规大学，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所以，听说彰武要办电大，一些比我稍大两三岁的青年也来上课。他们都是高中生，上“独木桥”失利，来挤一挤电大的“头班车”。

　　最初，准备在1982年招生的是两个专业：经济管理和汉语言文学。我喜欢与数学有关的学科，本想报考经济管理专业的，因为是首次招生，结果只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了专科，我也只好报考这一专业。我有些失望，因为，我初中时代偏理科，不擅写不擅说，历史地理一塌糊涂。然而，我又不想失去“首次”的机会，硬着头皮报名唯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了。这一转向让我从此彻底“弃理从文”，以后的工作再也没离开过“说话”和“写字”。

　　1982年4月，我们走进了全国成人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考场。

　　1982年9月，我们近百名同学走进了设在彰武县的大学——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阜新工作站彰武教学班。

　　我们的学校是简陋的——县总工会后院三间教室就是我们的校址。教室里是柱子顶梁，苇笆棚顶，白浆刷墙。桌子是老旧的二人桌（1983年又招收了经济专业，又增加了三间小教室，才填了新的单人课桌）。

　　我们的学校教学设备很先进——已经拥有录音机和彩色电视机。这些教学设施在当时非常新潮。特别是彩电，一般家庭还不曾拥有。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我们就是在学校观看的。为此，我们曾到处炫耀。

　　我们的老师很有名——张志公、袁行霈、黄修己、刘锡庆等著名专家、北大和北师大的学者、教授通过录音磁带为我们授课。彰武本地还有陈国忠、李瑞柱、郝德之、于英才等名师做我们的辅导老师。

　　我们的同学有较大的年龄差——最大的年近40，最小的就是我，只有17周岁。

　　尽管是成人高校，但彰武电大的领导和教师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校长寇永德经常教导我们，他有一个著名“论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意思就是说正规大学毕业生到不了彰武，电大毕业生会成为彰武各项事业的人才和骨干力量，以此激励我们刻苦学习。每周一、三、五的半日录音课、周二、四、六晚上的辅导课，班主任是要点名的。有一次，四位男生逃课到附近家中打扑克。寇校长发现了苗头直奔学生家中，到那往炕上一坐不说话，你玩你们的。这几位师兄面面相觑，乖乖回来上课了；有一位师兄下午听课困倦了，偷着溜出去想去剪个头，被寇校长迎面碰见，狠狠训斥一顿，红着脸回到教室听课；还有一位师兄受到班主任批评顶了嘴，受到众师兄冷嘲热讽地“围攻”。严格的要求却让师生的关系更近了，尊师敬师形成了风气。

　　最值得骄傲的是当时的学风。“用心读书”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对每本教材都从头读到尾，至少认真通读两遍，一般要读三遍以上。教材上都是各色笔画的道道儿。翻过的教材蓬松加厚了许多，但我们却称之为“把书读薄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书本知识的框架、要点装进脑子里。学会了学习，成为我们终身受用的财富。

　　最值得点赞的是刻苦的精神。许多家庭的学习条件是有限的，同学之间采取互助方式，三三两两地组合，到安静的地方读书讨论。很多同学都是晚上熬夜苦读的。我的小师兄张玉良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曾经在夏日的夜晚到路灯下去读书。女同学更是不容易，很多都是忙完单位忙家里，忙完孩子忙学习。师姐王宏颖更是感动了我们一回。那是1983年7月，期末考试在即，她却生产了。但谁也没想到，在她产后的第三天竟然出现在考场上。当她头裹围巾、步履蹒跚地进入教室的时候，同学们都惊愕了。为了照顾她，大家急忙关上所有窗户，忍着酷暑流着汗参加考试。正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经历，让我们这些第一批学生结下深厚的友谊。

　　经过三年的苦学，1985年，我们如愿以偿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

　　2005年夏季，当我回到彰武电大担任副校长职务的时候，曾经与我的师哥师姐们为我们的老校长寇永德举办了80岁庆典活动。此时距离我们毕业时间已经20年。老校长的“论断”终成现实。我们中间有在彰武发展中承担重任的领导干部，有在各项事业中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有走向都市实现宏伟目标的成功人士，也有为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懈奋斗的创业者。同学相会比20年前更要亲密。因为，我们在电大收获了知识、形成了能力。电大赋予了我们在事业中展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电大永远是我们的家，我们就是这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

　　老同学当中，收获最大的就是我。

　　我靠着这段学习经历，在企业被任命为团总支书记，以电大学历考上了国家正式干部。毕业三年后，那个最小的师姐成为了我的妻子。以后，我又进入县工业局、报社，先后从事党群、秘书和新闻工作。2004年底，我调入县总工会担任宣教部长兼彰武电大副校长。我竟然戏剧性地回到电大任教，被师兄师姐们戏称为看“家”人。这就是我的电大“不了情”吧！

　　2004年的电大已是今非昔比了。彰武电大已经直接隶属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管理，早已拥有两层楼的办公和教学用房。办学层次已经上升到本科。“广播电视”已经是落伍的媒介，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互联网的多媒体交互式学习。教务工作早已不是手工操作，而是以严密的操控软件，实现精准管理。教学安排更加复杂。从2002年开始，彰武电大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工作，实现了每年春秋两季招生，办学规模已扩展到法律、会计、金融、计算机、林业技术多个专业20多个班级。当时正是电大教师短缺的时刻。我并没有做多少宣教部长的工作，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熟悉电大管理的工作中来。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天天工作到晚上十点钟，几乎每周跑一趟辽宁电大。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终于被校长田桂荣大姐认定为行家里手了。这一年，彰武电大顺利通过了全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的总结性评估，试点办学转为常规化办学。

　　2008年，电大划归县教育局管理。2010年，我接任彰武电大校长。此时的彰武电大迎来前所未有的招生高峰。就业的需求、职业的转换、知识的更新促使一批求学者走进电大。彰武电大的专业数量进一步扩展，拥有建筑、水电、林学、畜牧等20多个专业。2012年，中央电大适应新形势发展，被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秉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重的理念，大力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县级电大也面临向开放大学转型的考验。为此，我们牢固树立“服务”的理念，即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开展扎实的教学组织、监控和督查工作，举办社会需求的实用技能培训，成为辽宁电大命名的唯一县级先进单位。

　　彰武电大，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也经历了深化改革的阵痛。2018年，事业单位改革正在进行中，彰武电大再次迎来新变化。我深深知道，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才是电大事业的根本出路。不管我与电大是否还有工作联系，我都衷心地祝愿彰武电大能够花开四季。因为，这里是我永远的“家”，这里有我无法割舍的“不了情”。 （作者：郑东辉：彰武县教育综合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