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嘉庆时期开始，苏鲁克牧场在不断进行续垦和招垦，除了不堪开垦的山冈和沙石地外，均进行了垦荒。从总体上看，推动了彰武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生态环境却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草场逐步萎缩直到消失，土壤沙化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早在明代长城和清代柳条边修筑之后，彰武地区的茫茫草原被隔于边墙之外，成为蒙古部落游牧之地。自清顺治年间，这里又被设立为皇家牧场，不仅为三陵（抚顺永陵，沈阳福陵、昭陵）提供祭品，而且为盛京上三旗提供马匹，为清廷提供贡品和银两，供应宫廷的畜牧副产品，供应武备院所需皮革等等。这里成为清朝几代帝王格外恩宠与厚爱的地方。

　　清入关初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而处于柳条边外的养息牧场（即苏鲁克牧场）更是禁中之禁，偶有偷垦被视为偷禁，雍正时期曾对牧场微量开垦的耕地进行丈量并编入红册。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草场稳定了近百年，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牧场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纵一百七十里，横九十六里”，大约2000平方公里水草丰美的草原牧场。甚至连康熙、乾隆皇帝都在这里留下赞美的诗篇。

　　然而，随着清政府对东北时禁时弛政策的变化，关内人口开始出关垦荒。

为安置八旗兵丁 对牧场进行试垦

　　乾隆时期，因山东、河北等地区发生灾荒，为防止民变，允许流民出关谋生，养息牧场开垦渐多。清政府对此采取默认态度，允其设立疆界，避免牧农之争。

　　嘉庆时期，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弛禁政策后，牧场开垦的耕地日渐增多。据《彰武县志》记载，嘉庆十年（1805年），牧场垦地36.1万亩，其中影响游牧地的耕地14.2万亩，全部平毁；其余21.9万亩，按蒙古户口3530人，每人给地60亩。在此基础上，再分给翼长4人、每人300亩；牧长、牧丁40人，每人150亩，作为随缺地，永远定额，不准多垦，并令盛京将军饬翼长等随时核查。

　　清政府为安置八旗兵丁对牧场进行试垦。嘉庆和道光时期，为解决锦州、广宁、义州等八旗兵丁的生计，决定将其迁至苏鲁克牧场进行试垦。据《彰武县志》记载，嘉庆十八年（1813年），盛京将军派人在苏鲁克牧场空旷场地划定地界进行试垦，一处垦成熟地1.7万亩，预计连续5年加垦可垦熟地84万亩。

　　试垦两年后，嘉庆皇帝认为，此处试垦地亩，在陈、新苏鲁克及马场等三营牧场之外，三营牧场界址本来很宽余，况且马场已旷废，对牧场毫无影响。如果听任该牧丁占据牧放，恐怕稽查难周产生纠纷，不如分给旗丁耕作，既不花费国家银两，每年又可增收租谷，管理妥当，有利无弊。于是，命盛京将军晋昌办理。晋昌派人调查后，采取六条措施进行试垦。

　　一是将牧场荒地进行分配，设置管理机构。据《彰武县志》记载，分配给锦州八旗兵丁32万亩、广宁八旗兵丁13万亩、义州八旗兵丁6万亩，苏鲁克三营牧丁12万亩，并在申金花（后称衙门街，今彰武县平安镇平安村）设总管衙门，任用总管官1人、界官2人，派马、步兵119名，进行管理和驻守，3年更替。

　　二是对牧场免租之地进行统筹。拨给总管官心红地900亩、盐菜地450亩，拨给2名界官心红地各750亩、盐菜地各300亩，拨给马、步兵盐菜地各225亩，均免交租粮。

　　三是对牧场试垦地亩进行核查管理。牧场试垦地亩，允许该旗民雇用汉族人开垦，或租给汉族人耕种，或与汉族人合伙耕种分粮，由旗民自己决定，但不允许旗民私自典当兑换。同时令该旗丁对地亩进行核查备案，将旗民等依照关内编设保甲门牌，设置保正甲长进行核查管理。

　　四是对牧场地亩租粮征收作出规定。每年每亩征仓谷1升，比照奉天省（今辽宁）出售仓谷价格，酌减3/10出售，所得银两交盛京户部银库单独存储。

　　五是对牧场地亩征税作出规定。5年后对地亩进行核查，明确实际开垦数，比照奉天伍田升科（即新开垦的荒地满一定年限后，按照耕地征税）标准，每亩征银4分，由该处官员催征，汇解盛京互补充饷。

　　六是对牧场地亩免税作出规定。牧场遇有水旱等自然灾害，按照受灾情况，分别予以免税或缓税，但不给予赈灾救济。对遇到水冲沙压不能垦复的地亩，允许上报免税，并将该处地亩封禁。

　　经过4年垦种，在苏鲁克牧场原领荒地80.4万亩中，开垦成熟地仅有30万亩，其余均为不堪开垦的山冈、沙石及封禁的风沙压盖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 对牧场续垦和招垦

　　由于清政府对东北长期实行封禁，造成东北地旷人稀，边备空虚，东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解除封禁，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需付巨额赔款，对内需求大量饷银，不得不对东北实行放垦，以解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苏鲁克牧场进行续垦和正式招垦。

　　嘉庆二十年（1815年），对开垦的苏鲁克牧闲荒地实行续垦。据《彰武县志》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盛京将军庆祺对牧场开垦的耕地进行勘察，查出苏鲁克牧场东、西两界可以耕种的熟地丰瘠不一，原有征租地8.8万亩、净浮多地13.2万亩，共计22万亩，内计上等耕地6万亩，分别按等级征收租粮；其余内计中、下等耕地16.2万亩，多系沙洼地和碱片地，不能征租。

　　由于苏鲁克牧场的牧丁人口不断增多，其为了维持生计，逐渐扩大开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先后到陈苏鲁克的红牛群、黑牛群、高山台等6段地进行实地勘察、巡视，认为苏鲁克牧场如果放任闲旷，就会出现大量私垦，不如选择不能耕种的土地及牧段，招募汉族人开垦。这一奏请得到清政府允许，并于翌年五月下发出荒招民文告。从此，苏鲁克牧场正式招垦。

　　招垦办法是：先按牧丁各户所养牛羊数目拨出牛羊排牧地，再留出草场草甸、学田地、各庙香火地、城镇基地、义冢地，其余按照先蒙古后汉民的次序，不分生荒熟地一律丈放。生荒地每亩收银3钱3分，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起科（征税）；熟地每亩收银6钱6分，当年起科。当时，牛羊早已分给牧丁各户放牧，招垦后，牧场虽然不复存在了，但三陵祭祀所需祭品仍需敛钱采买，于是规定由分得牛羊排牧地的牧丁均摊缴纳，并在设置彰武县后仍留下少量牧场管理人员办理此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十一月，由于牧丁向清廷上告反对招垦，一些大臣也提出质疑，招垦暂停下来。翌年，经过一系列工作，牧丁呈控案得到解决，又复行招垦。至当年年底，放出荒地58万余亩。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牧场已垦荒92.7万亩。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彰武县正式设立，苏鲁克皇家牧场正式解体。

过度垦荒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苏鲁克牧场在续垦和招垦过程中，除了不堪开垦的山冈和沙石地外，均进行了垦荒。从总体上看，推动了彰武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生态环境却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草场逐步萎缩直到消失，土壤沙化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首先出现的是风沙压盖地。当人们开垦草场时，先铲去草皮，培出田垄后方可耕种，而草场的土质富含沙，在人的扰动下，沙裸露于地表，在没有任何植被保护和风力的作用下，沙被搬运、堆积，逐步形成沙丘，压在耕地之上，使耕地无法使用而被废弃。

　　其次出现的是沙洼地，包括水冲沙压地和涝洼地。水冲沙压地是草场植被被破坏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降水时，雨滴直击地表，在雨水冲刷下的土壤所形成的泥沙被地表径流挟带、沉积，泥沙压盖在耕地上使其无法耕种而被废弃；而涝洼地则具有地势低、易积水、难排涝等特点，即使在洼地种植了庄稼，当雨水集中时，不仅其自身积水，而且高处的水会向洼处流淌，越积越多，淹没庄稼。

　　最后是盐碱地。盐碱地是因其地表积水难以排出，使地下水位上升，将地下水的盐分带到地表，伴随水分的蒸发，土壤表层的盐分积聚过多，慢慢地使盐分留在地表，农作物在这样的土壤条件下无法生长。

　　在试垦和续垦中，有半数垦地既不再是草场又未成为耕地，而是成为寸草不生的沙地和白茫茫的碱地。加上垦荒的移民进入牧场后，每日生火做饭和冬季取暖需要薪柴，搭建房屋需要木材，周围山冈和河旁的树木被一点点蚕食掉，山冈变秃了，河水变浑了，土地沙化了。据《阜新市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彰武县北部沙荒面积达到127万亩，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15公里，其中流动沙丘10.5万亩、半流动沙丘13.5万亩。

　　苏鲁克牧场在试垦以前未见水灾记录。试垦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发生了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水灾。自五月十六至二十三日，连日降雨，导致养息牧河、鹞鹰河、新开河、扣肯河等河水一齐涨发，冲毁陈、新苏鲁克蒙古房屋186余间，淹死49人。五月二十五日，彰武台边门边外河水骤涨，该边门公所存贮的稿案册档、铁甲、腰刀、弓箭俱被水淹沙淤，500余间房屋被冲塌。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发生一次水灾。

　　开垦牧场首垦的是肥沃的河漫滩地，而一旦被垦后，河流涨发时河水下泄不畅，极易冲毁房屋，淹没田禾。草场植被被开垦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多形成地表径流，一遇雨季，鹞鹰河、新开河、养息牧河时常涨发而酿成水灾。到光绪年间苏鲁克牧场全面招垦期间，共发生7次水灾，其中灾情等级为3次涝、4次偏涝。

回望历史 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

　　“回望历史上的苏鲁克，无论设立、兴盛，还是衰退、解体，它在满足清政府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同时，走过了最初的草场植被恢复，经历了盲目垦荒和过度放牧，结果是对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并导致土壤沙化严重，生态灾害频发，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我市著名学者艾荫范讲，历史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